明大德，就是要追求崇高理想，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把个人抱负同国家民族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

中医药文化中蕴含深厚的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医圣张仲景亲历伤寒肆虐，死者无数，“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之余，更发奋学习、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研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终著成《伤寒杂病论》以救时疾。明代医家李时珍看到历代本草多有舛误，忧心如焚，深感危及百姓生命健康，立志重编本草。他博览群书、搜罗百氏，参考书籍八百多种，并历经长期观察和多方考证，撰成巨著《本草纲目》，以纠时弊。诸多近代医家，在中西医展开激烈的论争之际，主动并积极地消除中西之别、门户之见，提出交流与互鉴，以实现更好地济世活人之共同目标。中医药文化以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道德理想，可以在引导新时代医学生、医务人员乃至其他群体树立其正确的人生志向和培养深厚的爱国爱民情怀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守公德，就是要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遵守仁爱和谐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其中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医药文化在这方面蕴含的道德资源极为丰富。

首先，有仁爱之心。仁爱之心是医者的同情心，能感同身受病人的痛苦，进而竭尽全力予以医治。明代龚廷贤《医家十要》第一要便是“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可见，仁爱之心，极为重要，只有具备仁心，并以此为发端，才能身体力行去践行仁爱。其次，对所有患者一视同仁。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平等相待。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倡导“大慈恻隐”“普同一等”，明代医家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提到“不论贫富，施药一等”等，以平等观念规范医家道德，进而惠及广大百姓健康。再次，淡泊名利，清正廉洁。治病救人是医者分内之事，不能把医术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欲救人而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中国医学史上，出现了诸如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李时珍、吴鞠通等大医，不贪钱财，不计报酬，扶贫济困，以其淡迫名利、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为时人尊崇、后人敬仰；而那些企图以医药经略财物、邀射名誉、获取权位者，被广大病家所唾弃，为医家所不耻。中医药文化中道德资源对新时代生态、生命伦理的建设以及医者职业道德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严私德，就是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方法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是整个道德建设的基础。中医药文化极为重视医家的自我修养，蕴含着省察克治、慎独自律、读书明理等丰富多样的修身方法以约束和完善医家思想道德和诊疗实践。

首先，通过内省、慎独培养道德意识。医家要不断地反省自身的行医过程，反思处方用药是否切合病情，有无不当和需要改进之处，是否有仁爱之心，有无加害于人等。其次，通过克己、有恒培养道德意志。医家强调克制贪欲，注重有恒，经持久磨炼造就道德意志。如宋代林逋《省心录》中所述“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指出没有长期的道德修炼、持久的德行，不可以为医，因为医者关乎着性命，责任重大。最后，通过研读经典以培养道德人格。医家强调医德修养离不开读书，特别是读儒家经典，明代李梴在《医学入门》即有言“盖医出于儒，非读书明理，终是庸俗昏昧……每五鼓清心静坐，及早起仍玩儒书一二，以雪心源”，在道德知识的学习和领悟中，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另外，中医药文化在家庭层面的孝道思想也是严私德的一个方面。正如皇甫谧所言“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孙思邈也说到“君亲有疾不能疗，非忠孝也”。为尽孝而学医，主张知医为孝，由此老年养生保健、疗疾祛病的论著应运而生，极大推动了老年医学的发展。

修身为本，反躬自省，久久为功，中医药文化中的这些道德资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