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已经被西方的哲学科学思维所影响。西医在实践中可借助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多学科手段，还有医学工业等作为基础，这些高度科学化的体系结构与当今人类社会对科学的认知和依赖高度吻合。所以，中医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出发，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在与西医互相借鉴的过程中深入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摸清科学技术的来龙去脉，以此与自身对知识的来源和认识过程结合，找到共同的基点。

孙子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孟氏注说：“审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也。”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在那坚石嶙峋贫瘠的土地上砥砺前行。古希腊没有中国这样广阔富饶的土地，他们只好面朝大海，追求学问、力量和发展。就是在这毫无遮蔽的、开放型的环境中，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水是万物之源”开始，思索探求世界的真理，直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构建了哲学科学思想，最后实现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得人类文明在短短几百年间取得了不可估量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科学迅猛发展的势头之下，中国从文化到思想，从语言到文字，从服饰到建筑，从艺术到教育，从交通工具到家用设备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我们除了中餐没有改变，其他的传统大多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进攻而轰然倒下。我们必须承认这种革命在当时的救亡运动中是及时的、必须的，可惜的是诸多损失已难以挽回。

中医在这片浪潮中“存活”了下来，融合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代表，中医在逆境中不断发展，而且继中餐、武术之后，漂洋过海成为海外有发展空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

纵观人类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烙印。从中医几千年的生命力来看，中医绝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坚信中医复兴的时代即将来临。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纵使没有一种假说可以完全证实，但是如果发现在使每种假说都能自圆其说并且能符合已知事实时所能包含的东西，这里面也就有着一种真正的知识了。”他还说，“如果一个观点在哲学上是正确的，那么在被驳倒后，会以其它形式重新站起来，并且被驳倒次数越多，这个观点将越精炼、越正确。”

罗素关于哲学的这两点认识都可以在中医学上得到印证。中医有真正的知识体系并且有其哲学根基，这个知识最先来源于如康德所说的“神”，中国人经常把最先出现的对世界的认识来源描绘成神话，就如河图洛书的传说。随着古代智慧先贤的理性思考——“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整理出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十二消息卦、三易，后来又有经有传。之后才有广大的劳动人民通过几千年遵循此理进行生产生活实践去验证这些理论。而中医就是伴随着文化的成熟而逐渐成熟，成为对人的生命具有完整认识，且能够治愈疾病的医学体系。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康德总结的，“首先假设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建立道德，然后把理性的与经验的结合起来”。

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比起西方来说，要早很多年。先秦时代的《周易·系辞》道：“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从辩证法的“知以藏往”来看，“知来者，先知也。藏往者，了然藴畜于胸中也。”世间任何事物，是“往”还是“来”，只是立说的角度不同。《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从义理上看，“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正与“诚者物之终始”契合。就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对已往心中了然。这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正是中医的见微知著特点和精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嘉璐在《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序写道：“‘中医’之名立，迄今不逾百年，所以冠以‘中’字者，以别于‘洋’与‘西’也。慎思之，明辨之，斯名之出，无奈耳，或亦时人不甘泯没而特标其犹存之举也。”“医兴则国兴，国强则医强。百年运衰，岂但国土肢解，五千年文明亦不得全。非遭泯灭，即蒙冤扭曲。”文化是本、是根。中医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根本，不能丢失这宝贵的复兴利器。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的《类经图解》说：“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

中医要发展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根本，站在哲学的高度，从哲学角度分析自身科学性，与时偕行建立让世人认可的中医科学观和中医科学体系。《黄帝内经》有云：“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这句话不仅阐释了《黄帝内经》的思想，也应该是我们当代中医人必须遵循的治学之法。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进程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快速演进的重要转折当口，抢占文化制高点，是中医复兴的机会，我辈中医人应奋力前行！（张忠文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

  编辑：陈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