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西医结合事业历经20世纪50年代“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人才培养探索，到80年代研究生的招收和学科独立地位初步确立，再到90年代以来本科专业的普及设置，学科建制日趋完善。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西医结合”，这既为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也对该学科自身理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一门学科的成熟，往往伴随着相对稳定、为学术共同体所共享的研究范式。

那么，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发展，应当以怎样的框架来凝聚方向、统合路径？

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1958年，毛泽东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沿着这一方向，学界基于各自学术传统与研究优势，先后提出了多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模式：有的致力于阐明科学原理，如系统生物学和网络药理学模式；有的聚焦于推动产业发展，如中药现代化模式。

其中，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创新之一，当属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教授提出的“态靶辨治”模式。这一模式在“病证结合”长期实践基础上实现了一次关键跃升，将中医宏观“调态”与现代医学微观“打靶”创造性地融为一体，使提升临床疗效与揭示科学原理得以在更高层面上统一起来。

上述模式各有所长，对推动学科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们从不同侧面为中西医结合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但整体而言，当前学科仍处于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前范式”阶段，学界尚未就统一的理论框架达成共识。这就意味着，学科发展需要更多基于一线实践的理论探索。

新模式的内涵与运行机制

“道”与“器”之辨，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根本理念与价值方向，“器”指具体载体与物化成果。笔者补入“法”作为中介，形成从价值方向、实践方法到成果载体的完整链条。

在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语境中，道，可以理解为从“元点”出发走向“落脚点”的根本方向与路径。元点，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与经验；落脚点，是建设我国新医学。

这条路怎么走？一要守理论之正，把辨证思维与整体观念传承下来；二要聚经验之粹，把历代医家和民间防治疾病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三要明价值之向，始终清楚朝着新医学这个目标去。道之要在传承，重心在“元点”。固本培元，学科才能不失主体、不迷方向。

法，是用“支点”把这条路走通的方法体系。支点，就是现代科学技术。

怎么用它来挖掘、阐释和提升那些古老的经验智慧？这些年摸索下来，大致形成了三条路径：一是阐释科学原理，用系统生物学、网络药理学等工具，把经验背后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说清楚；二是提升临床效能，从辨证论治起步，走到病证结合，再走到态靶辨治，诊疗的路子越来越精准；三是创制物化成果，通过中药现代化、智能诊疗系统、临床方案，把经验变成标准化、可推广的产品和规范。法之要在创新，重心在“支点”。没有现代科技的介入，古老智慧很难获得当代表达，更谈不上价值提升。

器，是走这条路产出的成果。通过“支点”，把祖国医学的经验往“落脚点”方向转化，产出的成果就是“器”，创新中药、智能诊疗系统、临床方案和技术标准都在其中。器之要在发展，重心在“落脚点”。但器不只是终点，它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检验的结果又反过来校准我们走的路。

由此，道、法、器三者构成了“道→法→器→道”的循环闭环：道为法确立方向，法为器注入动力，器在实践中产生的反馈，又反过来校准和充实“道”的路径。正是这个不断循环、自我优化的过程，驱动着中西医结合学科持续向前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