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医大师孙光荣自提出“四自四不自”箴言后，在行业内引起很好反响。该文的内涵诠释和文化解读，及其与孙思邈 “大医精诚” 理念的内在关联分析，既扎根于儒道思想的传统文化根基，又结合了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的时代要求，为中医从业者提供了心性修养与职业践行的指南，在医德医风始终备受社会关注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的意义。

唐代孙思邈所倡“大医精诚”理念，千余年来被视为中医医德的最高典范，其内涵侧重于医者外显的行为规范与精神风骨。国医大师孙光荣先生提出的“自信而不自大，自立而不自毁，自律而不自辱，自强而不自残”的“四自四不自”箴言，则深刻揭示了成就“大医”所需的内在心性修养路径。二者共同根植于中华“内圣外王”的哲学传统，构成了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有机整体。

孙光荣是我国著名中医临床家、中医药文献学家、中医药文化学者。孙光荣首创中和思想、中和辨治、中和组方，提出中医药文献研究基本原则和中医辨治六步程式，在我国中医学史上都具有开创之功。

孙光荣之所以能永葆创新思维，在医学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和辉煌业绩，与他的“四自四不自”箴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尝言一生事业得心于此，也得力于此；得益于此，也得意于此。“四自四不自”箴言可谓孙光荣在医学事业上勉己以勉人，成人以成己的独有“心法”。它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中正”之道。

其精神内核深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沃土，体现了一种“执两用中”的至高智慧。

“自信而不自大”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与“谦德”。自信，源于《中庸》的“致中和”思想，以及孟子的“浩然之气”。一个修行者，必须对大道、对自身禀赋有坚定的信念，方能“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自大，则是儒家时刻强调的“谦德”。《周易·谦卦》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 孔子亦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自信是向内充盈，自大是向外膨胀。此语正是要求学者保持“自信而谦恭”的中正之态，既有坚定的内核，又有虚怀若谷的胸怀。

“自立而不自毁”体现了道家的“守柔”与“贵生”。自立，是儒家“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强调人格的独立与事业的根基。不自毁，则充满了道家的智慧。《道德经》言：　“柔弱胜刚强”“知止可以不殆”。它告诫我们，在自立奋斗的同时，不可过度透支、硬碰硬，要懂得“守柔曰强”的道理。这不仅是爱护身体，更是保全智慧与事业的长久之道。

“自律而不自辱”体现了礼教的“节律”与人格的“尊严”。自律，是“克己复礼为仁”的实践，是通过对欲望和行为的规范，以达到更高的人格境界。不自辱，则划清了自律与自贱的界限。自律是为了提升尊严，而非作践自己。《孟子》有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真正的自律，是建立在高尚人格与内心尊严之上的，它带来的应是精神的自由，而非人格的屈辱。

“自强而不自残”体现了《易传》的“乾健”与“坤顺”。自强，直接源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永恒的、向上的生命力。不自残，则呼应了《周易》的另一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是自我摧残，而是在奋进的同时，要像大地一样拥有包容、滋养和承载的能力，要懂得休养生息、尊重规律。这体现了“刚柔并济”的完整生命观。

“四自四不自”并非四条孤立的准则，而是一个环环相扣、充满辩证关系的逻辑系统。

“自信而不自大”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驱动力，它确保了前行方向的正确；“自立而不自毁”是系统的坚实基础，它确保了人格与事业的独立与可持续性；“自律而不自辱”是关键的实现路径与保障机制，它通过有尊严的自我管理来达成目标；“自强而不自残”则是整个系统运行的终极目标与理想境界，即实现一种健康、持久、刚柔并济的蓬勃发展状态。

这个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其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它精准地把握了生命中所有重要品质的“度”，揭示了自信（内充实）与自大（外膨胀）的辩证，自立（刚健）与自毁（脆弱）的辩证，自律（提升）与自辱（贬损）的辩证，自强（生长）与自残（耗散）的辩证。

任何一种优秀品质，一旦越过临界点，就会走向其反面，成为致命的缺点。真正的智慧，在于永远保持一种动态的、中正的平衡。

孙光荣的“四自四不自”箴言与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提出的“大医精诚”理念，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四自四不自”与“大医精诚”内核同源，共筑“内圣外王”的医者人格理想

中国儒家思想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即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这一理想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完美的投射。

“四自四不自”是“内圣”之功：它聚焦于医者内心的修炼，是成就“大医”的根基。“自信而不自大”是治学的起点，内心有定见，不随波逐流，此为“内明”，但又不傲慢，保持虚怀若谷，为“精诚”中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提供了心理基础；自立而不自毁是立身的脊梁，确立独立的学术人格和道德准则，不自我否定，这是“大医”能够“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底气所在；自律而不自辱是行为的缰绳，以高标准约束自身，保持尊严，这直接对应“大医精诚”中关于行为举止、品行操守的详细规训；自强而不自残是奋进的姿态，不断提升医术医道，但懂得劳逸结合，这是实现“精”与“诚”长久不衰的能量保障。

“大医精诚”是“外王”之显：它描述了医者将内在修养付诸实践后，所应展现出的风范与作为。“精”于医术，是“自强”在专业领域的极致体现。“诚”于品德，是“自律”在待人接物中的自然流露。“见彼苦恼，若己有之”的慈悲心，需要“自立”的人格不为外界干扰，才能始终保持。“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的端正品行，正是 “自信而不自大”所产生的外在定力。

没有“四自四不自”的“内圣”修养，“大医精诚”的“外王”风范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内心不自立、不自律的人，难以在复杂的诊疗环境中始终秉持“至亲之想”的诚心；一个不自强、不自信的人，也无法达到“至精至微”的医术高度。反之，“大医精诚”的理想，也为“四自四不自”的修养指明了方向和价值归宿。

“四自四不自”与“大医精诚”精神共鸣，共秉“中庸和谐”的文化基因

“四自四不自”的核心方法论在于把握“度”的智慧，即“中庸”。每一组“自”与“不自”都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孙光荣教导医者要执两用中，寻求最恰当、最和谐的平衡点。

“四自四不自”是动态平衡的艺术。在“自信”与“自大”之间，找到的是谦逊与坚定的平衡。在“自立”与“自毁”之间，找到的是坚守与变通的平衡。在“自律”与“自辱”之间，找到的是约束与尊严的平衡。在“自强”与“自残”之间，找到的是奋进与可持续的平衡。

“大医精诚”是和谐境界的展现。“精”与“诚”本身就需要平衡。偏于“精”而乏“诚”，则沦为匠气；偏于“诚”而疏“精”，则好心办坏事。真正的“大医”必然是医术与医德的完美和谐统一。

“大医精诚”要求对待病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处理人际关系“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都体现了消除偏执、追求整体和谐的“中和”思想。

二者共同体现了中华文化“致中和”的精神。“四自四不自”是医者向内用功，调适内心以达到“中和”状态；而“大医精诚”则是这种内心“中和”状态向外发散后，在医术、言行、品格上自然呈现出的和谐境界。它们共同反对任何极端的、偏执的状态，倡导一种圆融、稳健、可持续的医道人生。

“四自四不自”与“大医精诚”的目标同归，共赴“济世育人”的生命崇高使命

无论是孙光荣的箴言，还是孙思邈的训诫，其最终指向都超越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升华为一种对生命和社会的崇高责任。

“四自四不自”是“立德”与“立功”的基石。它通过塑造一个健全、强大、稳定的医者主体，来确保“济世救人”这一使命能够被可靠地承担和延续。一个自强的医者，能不断提升医术以“立功”；一个自律、自立的医者，能以高尚的品格“立德”。

“大医精诚”是“立德”与“立功”的美好图景。它直接描绘了“济世救人”的具体行动指南。“精”是为了更好地“立功”，解除患者疾苦；“诚”是为了在“立功”的过程中贯穿“立德”，给予患者温暖与尊严。它明确地将医学从“术”的层面提升到了“道”的境界。

“四自四不自”确保了医者这支“笔”是坚实、端正、饱含墨水的；而“大医精诚”则规定了这支笔应该书写出怎样的篇章——一幅幅救死扶伤、充满人性光辉的生命画卷。它们共同构筑了医学的人文主义内核，让医学不仅仅成为自然科学，更成为一种充满温度的人学。

“四自四不自”与“大医精诚”的密切关联，互为表里

“四自四不自”是“里”：它关乎心性修养，是成就大医的“内在密码”和“动力系统”。“大医精诚”是“表”：它关乎行为风范，是修养成熟后的“外在显现”和“实践纲领”。

它们共同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思想的精髓，共同运用“中庸”的智慧，共同指向“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和“济世育人”的崇高使命。理解并践行“四自四不自”，正是通往“大医精诚”境界的必由之路与根本保障。这不仅是医者的职业圭臬，更是所有追求卓越、肩负责任的人可汲取的精神财富。

总之，孙光荣的“四自四不自”箴言，上承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下解当代社会的精神困境，有着清晰的逻辑、深刻的辩证和可行的路径。它不仅属于中医界，更属于所有在人生道路上追求“中正平和”、向往“从容大成”境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