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医药的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基于自己智慧和方式的疾病抗争史，在此过程中各民族医药互学互通互享互融，形成了中医药多元一体的形态和格局。其间也穿插着中医药与域外传统医药、现代西医药间的交流互鉴，这种交流互鉴的侧重点亦有区别，前者主要以药物的吸收利用为主，后者则主要体现为中医学对现代医学诊断方式方法的吸收利用。在这些交流互鉴过程中，中医药的稳定内核（包括中医药特有的生命观念、思维方式、诊疗体系等合理架构及对药物和复方等的认识方法和实践结果），是中医药借鉴、吸收、会通、结合域外医药和现代西医药的根基所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指出，“追忆中医发展史，历代医家善于引进吸纳古今中外的科技文明成就，兼容并蓄，为己所用，不断完善学术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认为，“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或明天，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采用两千年前的语言来表述中医的内涵，也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不但外国人无法理解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就连从事其他领域工作的中国人都无法完全明白中医药学所云为何。”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提出，“中医学要在系统总结传统辨治模式的基础上，融汇现代医学的优势，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助力，由各学科专家共同参与，通过重新梳理临床诊疗策略，来构建一种根植于传统中医学，同时可以弥补传统中医短板的新型中医诊疗体系。”

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当下中医学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由是否需要引进吸收包括现代西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为己所用，转变到如何在确保中医学自身特色和原创优势的前提下，更好地参考、借鉴、吸纳和融合后者的精华，并以后者解读前者。从目前的实践看，这种融合和解读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提升中医四诊的客观化、精准化水平，使得中医诊断过程和结论具有更好的科学性和可重复性，但并不改变中医学的固有诊断模式，直接服务于中医学的诊断效能提升；另一种则是利用现代西医学已经基于现代科学等建立起来的诊断模式，采取两种诊断模式结合的方式进行。

有学者指出，历史上中医药与域外传统医药间的交流与交融立足于药物，这些“中药化”后的原域外传统医药习用药物，散布于众多中医药典籍和临床实践，并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发挥防病治病作用，部分沿用至今。需要指出的是，受制于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水平，东西方历史上的各传统医药学，在诊断层面并未如现代西医学那般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现代西医学的这种变化带来了全新的药物研发思路、生产方式和使用原则，使得现代药物不像域外传统医药那样适合“中药化”，故而中医药与现代西医药的交流互鉴最后无疑要率先落实并完善于诊断层面。虽然影响疗效的因素包括论治方法、处方、方中药物加减等，但最直接的前提无疑是正确的诊断，否则后续再精准也是枉然。现代西医学的疾病分期、分级、临床表型、内表型等诊断，中医学的病、证、症等，理应作为重要元素在当下中医学及中西医结合诊断模式的构建上发挥作用。

美国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在其《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在生物科学中，绝大多数的重要进展是由引入新概念或改善现存的概念而取得的。通过概念的改善比经由新事实的发现能更有效地推进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虽然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适时引入是现代西医学取得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现代西医学的成功无疑也为当下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系辞下》

中西医结合光靠临床实践、病例分析，而无中西医结合在理论上的研究就深入不下去，只有下苦功夫把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反转来指导临床，才会更好地带动治法、方、药的研究。具体到诊断，则中医学在深耕传统辨证论治前提下，也应将现代西医学融合现代科技制定的疾病分期、分级、临床表型、内表型等诊断标准、指南和共识等纳入自身诊断体系，总结归纳出更精准的复合辨证分型体系，在弥补中医辨证局限性的基础上，发挥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优势，以解决中医学宏观辨证相同但疾病内在病理机制可能不同等潜在问题；同时，中医诊断模式也为现代医学疾病分类的细化提供了策略上的参考。

近代名医施今墨重视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临床中把现代医学的诊断和病理融合到中医学的辨证施治中，治病独具一格。陈可冀院士认为，“在解决提高中医药临床药效出路迷茫问题上，应坚持‘病证结合’，不要害怕纠结所谓‘西化’，做到注重传统，结合现代。”国医大师孙光荣提出，中医药的创新要坚持“西为中用”，而非“以西律中”，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努力做好包括“重点创新中医健康服务之理，创建中医新辨证体系”在内的“四个重点创新”。

无论是中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治疗，明确诊断是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在临证时，现代医学的检查应力求完备，尽可能明确病变部位及病变性质，确定现代医学的病名诊断，同时根据中医学四诊内容，确立规范的中医学病与证的诊断。如笔者团队研究发现，支气管哮喘的寒痰证患者血液和痰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比例显著高于热痰证和正常组，而热痰证患者的痰液中性粒细胞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组。这提示寒痰证具有嗜酸性粒细胞主导的炎症特征，而热痰证则以中性粒细胞局部升高为特征。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早期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气管炎时发现中医脏腑分型能较好地反映本病的病机及疾病演变过程，而现代医学痰液的细胞和非细胞成分分析则有助于分辨支气管树局部病理变化的性质（辨性）。两者结合起来，可较全面地反映慢性气管炎的病变规律，通过分型辨性治疗后临床控制率由14.4%上升到32.1%，有效率则由79.1%上升到93.5%，且一年后复查疗效仍相当稳定。

历史上，医学的临床辨证模式和遣方用药会随着医学理论的提升和新的、更高级别临床证据的出现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当下，除了要特别重视那些历史上曾深度参与中医学形成和促进中医学发展的传统学科外，中医学还需要充分引进和吸收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脑科学、计算机、人工智能，尤其是包括现代西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让现代科学技术和历史上那些曾有力促进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学科一样，赋予中医学发展的内在新动能和时代化特点。

当然也应明确，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诊断模式的形成、确定和在临床实践中的使用，应充分立足中医学的经典思维模式和方式方法，借鉴和参考历史上中医诊断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以包容的态度面对不同学科现存的和即将出现的关于人体、疾病和药物等方面的知识，和而化之。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不论新的诊断模式如何丰富与创新，我们依然需要根据疾病的性质和疾病进展所处的阶段特点选择适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