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展示我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历史上，中医药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纽带，推动了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中医药沿着“一带一路”交流互鉴，促进了中医药的创新发展，也推动了沿线国家的医药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时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医药对外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相互交流借鉴和创新发展的历史。
中医药是对外交流的桥梁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完整，科目分类详细，实践经验丰富，诊疗效果显著，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成为对外交流的桥梁纽带。
早在春秋时期，医疗就是重要的外交途径。晋景公和晋平公生病期间，都曾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出医缓、医和前去治疗，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传递政治信息，促进了“秦晋之好”的延续。秦汉之后，历代王朝更加注重医疗外交，促进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交往。
唐代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为圣武天皇治疗疾病，诊治效果好，受到日本朝廷的嘉奖。1078年，高丽文宗因患风痹证，向宋朝请求派医治疗，翌年宋神宗派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等88人，带百余种药材前去治疗。1293年，高丽王派将军高世来中国请医，元世祖派太医姚生前去治疗，1297年，元成宗又派太医王得中、郭耕前去治疗。1425年，朝鲜世宗王因体质虚弱向中国求医，明仁宗派随员太医张本立和辽东医人何让前去治疗，1427年，明宣宗又派遣随员医人王贤前去诊疗。
中药是古代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在古代，药材一直都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张骞凿空西域后，大量外来药材随商人涌入中原，汉乐府诗曰：“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㲮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隋唐时期，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多达4000余艘。鉴真和尚途经广州时,曾记下当时海外药物贸易的情景：“江中有婆罗、婆斯昆仑等舶,不计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香药之路”，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品种繁多，数量巨大，如《宋史·食货志下》载：“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真宗赵恒《内香药库诗赞》：“每岁沉檀来远裔，累朝珠玉实皇居。今辰内府初开处，充牣尤宜史笔书。”明代郑和下西洋，每次随行都有医官和善辨药材的药工，药材贸易是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他们带去的中药有人参、麝香等，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带回的有犀角、羚羊角、阿魏、没药、丁香等。
从中原输入外国的药材也很多。中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据《宋会要辑稿》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有人参、茯苓、川芎、附子等。明代朝鲜世亲王曾说：“药材等物，须赖中国而备之，贸易不可断绝。”
医学教育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
古代中医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学习中医为目的的外交活动非常繁盛。有中国人外出传授中医药知识的，如561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164卷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当地传授中医，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唐僧义净在印度传授中医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长达25年之久。高丽睿宗时王子为提高医学教育水平，向宋朝乞借医官，宋徽宗派遣曹谊等7人前往朝鲜，对当地医生进行教习。
外国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医的情况更为普遍。如608年，日本派小野妹子、难波惠日等来我国学医。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300卷以归，惠日等回国时带走《诸病源候论》等书。明代时田代三喜来到中国，学习李东垣、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归国后著书立说，是李、朱学说在日本流传的开山始祖。新罗统一朝鲜后，不断派留学生来中国学医，并以《神农本草经》《甲乙经》《素问》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
中国的医书，还是古代的重要国礼。唐政府颁行《贞元广利方》，新罗得知后，立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1016年和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1101年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宋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神医普救方》1100卷。日本人吉田宗桂治愈明嘉靖皇帝之病，嘉靖皇帝赐以《颜辉扁鹊图》《圣济总录》及药笥等。
医疗救治、药材贸易和医学教育是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形式。中医药之所以成为古代对外交往的桥梁，既得益于中医药长期领先于世界，更缘于中医人积极进取的开放精神，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中医药在“一带一路”的交流互鉴与发展
中医药沿着“一带一路”在沿线国家传播，通过交流互鉴，促进了中医药的创新发展，对沿途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过长期的对外交流，种类繁多的外来中药进入我国，有“香药”“胡药”“海药”“回回药”“番药”等称呼，常用海、胡、番、西、洋等字作药名的首字，如海松子、胡椒、番泻叶、西红花、洋金花等。有的则保留了传入中国时的音译名称，如荜茇、阿魏等。有学者统计，截至21世纪前，共使用了747味外来中药，其中195味形成药用市场。
同时，中医以守正创新的态度对待外来中药。按照中医理论，归纳总结出外来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主治，便于临床辨证使用。扩展了外来中药的使用范围，如原产印度的紫茉莉在当地用于治疗脓肿，中医则发现了紫茉莉根利湿、活血、调经的功效。经过长期培育，大部分外来中药都实现了本土化种植，它们名称也已经中国化，如芫荽、丁香等。
中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巨大。我国的炼丹术曾用来炼制金石药品，治疗皮肤病、疽痈和内分泌疾病等。炼丹术由印度、伊朗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演变为炼金术，欧洲的炼金术催生了近代化学。郑和到达波斯湾地区，发现该地“医卜、技艺皆类中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汲取并引用了《本草纲目》的理论和例证，并称其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最能体现医疗技术在“一带一路”交流互鉴的，当属种痘术。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医，此后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受人痘接种术启发，发明了更加安全的牛痘接种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开始给中国人种牛痘并著《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邱熺等人向其学习牛痘接种术，我国出现了第一批牛痘师。1817年，邱熺著《引痘略》，用传统中医理论阐释牛痘术，广受欢迎，成书后100年间再版50多次。各地相继设立牛痘局，牛痘逐渐取代人痘。当时名人纷纷写诗赞咏牛痘术，后汇编成册，题为《引痘题咏》。
中医药在对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外来的药材、医疗技术和理论观念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同时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将外来医药与中医传统理论相结合，守正创新，推动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医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