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法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的内容一般都包括哲学基础、藏象、精气血津液、经络、体质、病因、病机以及养生与防治原则等内容，基本均以治则为最后压轴之笔。治则之后，均无治法的具体内容。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治法的内容太庞杂，涉及千余种治法，现行教材不可能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论述这部分内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治法的理论体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不断梳理和厘清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并且丰富和创新其内涵，才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医治疗方法学首次系统整理和总结治法的源流、理论基础、基本原则、治疗大法、治疗方法以及治疗措施等内容，填补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治法内容的空白。

治则是治疗疾病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治法与治则有别，治法是在一定治则指导下制订的针对疾病与证候的具体治疗大法、治疗方法和治疗措施。其中治疗大法是针对一类相同病机的病证而确立的，如汗、吐、下、和、清、温、补、消法等八法，其适应范围相对较广，是治法中的较高层次。治疗方法却是在治疗大法限定范围之内，针对各具体病证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方法，如活血化瘀、辛温解表、健脾利湿等，它可以决定选择何种治疗措施。治疗措施，是在治法指导下对病证进行治疗的具体技术、方式与途径，包括药治、针灸、按摩、导引、熏洗等。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首创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理法方药贯穿于中医治疗疾病全过程，治法是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长期以来对“辨证论治”有众多释义，国医大师孙光荣认为其内涵是“中医辨治六步程式”：四诊审证→审证求因→求因明机→明机立法→立法组方→组方用药。“理法方药”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特征，其中“法”包括诊法、辨证法与治法。然而，治法理论一直是被忽视的，其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凸显出来。中医治疗方法学开创了中医治法理论体系的先河，使“理法方药”理论体系更趋完备。“理”有《中医基础理论》，“法”有《中医诊断学》和《中医治疗方法学》，“方”有《方剂学》，“药”有《中药学》。

治法上承“理”，由“理”而定治法；下启“方”，“方”依据“法”而出。治法在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中起“桥梁”作用，由证到法，由法出方，治法是承上启下的枢纽。然而，在实际的临床实践中，很多医师都忽视了治法的重要性，把“病—证—法—方”系统辨证思维简化成“病—证—方”思维。甚至，部分医师临床处方都形成了固化的“病—方”思维。跳过治法，由“病”或“证”直接到“方”的思维是不成熟的。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医内科学中每个疾病所列举的证型大多都是基础证型，每个基础证型大多都有经典名方与之对应，如脾胃虚寒之理中丸、心脾气血两虚之归脾汤、肾阴虚之六味地黄丸，诸如此类。但临床实际中的证型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很多都不是基础证型，这时候用“病—证—方”的思维难以解决临床复杂问题。系统的辨证论治一定是辨证后确定治法，根据治法来处方用药，这样才是真正的“谨守病机”。中医治疗方法学基本明确了各类治法的定义，分析了各类治法的适用证型及其所对应的方药。因此，中医治疗方法学将诊断、治法与方药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以治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这种思维对于强化治法在临床实践中的“桥梁”作用有切实的意义。